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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殿利:文化當家
作者:韓雪 發布日期:2019-06-04 信息來源:人民政協報 字号:[小] [中] [大]

  ◆于殿利簡介: 全國政協委員,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曆史學博士。中共十八大代表,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兼職教授。榮獲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全國百佳出版工作者”“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等稱号。

  守成和創新,不一定非要擺在對立面。就如同博與精,不一定是正負極的關系。“也可以博大、精深。”于殿利引申地表達,博與精,源于認識,成于功夫。

  一本書合上時,是沉睡的;隻有打開,它才醒來。

  有一本書,百餘年始終打開。這書看起來是“印”字的變體,當中鑲嵌了個圓形的“商”字,下有一行“創于1897年”的小字。

  商務印書館的這個徽标辨識度很高,并做成立體式矗立在王府井大街36号的一座灰色小樓之頂。它以拟态的形式,向世人默默宣告并傳遞着書籍承載的意義:喚醒沉睡的知識和思想,為生命注入新的活力。

  書打開方可閱讀,人走進才能了解。

  單看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的名号,很容易将于殿利認定為出版商人。坐下來、閱讀他的文字,窺探他的思想,會産生“這是學者”的判斷。在看過他慣于引文注釋的行文後,又會不斷加深“他是曆史學者”的印象。

  出版人、學者這些不同的角色原本通往了不同的人生路徑,于殿利為這些不同找到一個文化的交彙點———“曆史和哲學社會科學最終指向人與文化,出版的直接指向就是人與文化”。

  無論是自诩的曆史“萬金油”還是出版“雜家”,這位守候一份百年文化基業的當家人的人生體驗,的确因文化的開闊綿展,增添了許多樂趣和意義。

  守候經典

  工作時間,總經理于殿利的辦公室頻繁有人進出,多是下屬請示事宜、呈送待簽批文件據條。坐在沙發上的于殿利,聽人陳述時,仰頭目視對方,聽罷俯首修改簽批。

  俯仰間,面容上的從容舒展,和頭頂的花白稀疏,不斷變換出活力和滄桑的交替,不由令人聯想到百廿之齡、依然不衰的商務印書館。

  比起火燒圓明園,商務印書館的被毀,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另一出文明悲劇。

  1932年,“一·二八”事變在上海爆發。次日上午,日軍飛機轟炸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總廠及編譯所、東方圖書館等被炸焚毀。令人最為痛心的是,原名涵芬樓、号稱東亞第一的東方圖書館,46萬冊藏書全部化為灰燼,這當中,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3.5萬多冊,各地方志2600多種2.5萬冊,也盡數被毀。

  “炸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年就可恢複。隻有把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複。”時日軍海軍陸戰隊司令鹽澤幸一講出了日軍炸毀商務印書館的原因。

  最初由幾個排字工人集資開辦的一個小小印刷作坊,緣何有這般地位?

  編寫大、中、小學等各類教科書、編纂《辭源》等大型工具書,譯介《天演論》《國富論》等西方學術名著,出版中國現當代文學名作,整理重要古籍,編輯大型系列圖書等,放在今天來看,商務印書館的這些舉動沒有什麼特别之處。但在百年前的晚清至民國,這一舉一動,都開了當時時代之先河。

  新學之前,中國人讀的都是古書,像《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的蒙學讀物,或是專供科舉考試之書,現在的科學知識一概沒有。

  商務印書館按照現代學術科學當中的文、史、哲、政、經、法、數、理、化分科編撰新式教科書。冰心回憶,她4歲時開始學習商務印書館編的最新國文教科書。“商務印書館對我們來說,是一種高山仰止的存在,需仰視才見。”

  以“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為宗旨,體現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式教科書上。中國教育現代化,從此啟程。

  百廿年,時代更疊,社會巨變,出版的本質從未改變。出版的本質在于圖書所傳遞的知識、知識所承載的思想,以及如何用這些思想去塑造一個個健康的人。

  何為經典?對天地、宇宙萬物長期的經驗和認識積累,幫助人類創造出第一批富有思想和智慧的文字之書。放在當下,就是體現當下最高學術水準、将來能成為反映當下社會文化發展變化之作。

  已知天命的于殿利更知曉人性弱點,“通過知識和思想幫助人類克服弱點,讓長處發揮到最大程度,正是人類的生存之道。”

  聊至興起時,一直沉在沙發裡的于殿利霍地一躍而起,找出談起的那本書,手指在書中的句段上,興緻很高地誦讀。誦讀間,敲門聲再次響起,他隻得停下急切地先應答“進來進來”,又接續着被打斷處兀自念下去,待全部念完後,發現那人在等候,又轉而去處理那事。

  不止“換換腦筋”

  回想當年躊躇滿志到商務印書館應聘的經曆,于殿利禁不住開懷大樂:“真不知道簡曆裡哪句話能用得上。”

  1990年畢業後,本想到圖書館工作的于殿利拐了個彎,聯系了商務印書館。他自己琢磨:既然到出版單位做編輯,有點類似的工作經驗也許更好。便特意在簡曆裡寫上“擔任過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報主編”。不經意間還草草留下了一句:“學過兩年拉丁語。”

  正是這不經意的後一句,成為于殿利入館的最大理由。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是商務最為知名的叢書品牌。而在翻譯過程中,英文譯稿的注釋裡常常夾雜着希臘文拉丁文,較少有譯者看得懂,但商務印書館又不允許删減注釋,就需要譯者抄錄下來,由編輯再找人翻譯。如此,“編輯最好能懂拉丁文”的期許和“學過兩年拉丁語”的現實,促使于殿利成為商務印書館曆史編輯室的一名編輯。

  而這段外語的學習經曆,于殿利又受益于一位大家。

  林志純,筆名日知,中國世界古典文明史學科和研究事業的奠基者。上世紀80年代,林志純先生看到,很多中國學者由于不懂外國古文字,在研究世界古典文明史隻能跟着别人走,看别人翻譯的書,如同嚼别人嚼過的馍,如此難成大家。

  研究世界上古史,既需要分工的專門研究,又要求具備堅實的古文字功底。林志純先生多次聯合其他專家奔走呼籲,1984年,教育部在東北師範大學建立世界古文明史研究所,1985年開辦世界古典文明試辦班。

  班裡的學生,來自北京大學、複旦大學、武漢大學、南開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這6所大學的曆史系或相關文科系學生,通過考試選拔。

  “每校招考2至4名,考的是英語和世界古代文明史。”當時在北京師範大學就讀大三的于殿利報名參加了考試,考取後又就讀了兩年。

  “班裡也細分了三個專業:埃及學、亞述學、西方古典學。”選擇了亞述學的于殿利,又自主選修了拉丁文課程。

  每年會有3至4名外國專家給這個班講授亞述學、埃及學、赫梯學、西方古典學以及各種古代語言文學。這項我國世界古代史研究領域的創舉,開創了我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事業,也開啟了于殿利的治學之路,給了他不一樣的認知體驗。

  毛澤東曾說:“學外文好,當作一種消遣,換換腦筋。”“換換腦筋”也許不無玩笑之意,卻道出了學習外語或用外語學習的本質,換一種邏輯思維方法。

  于殿利說,這就好比是對原來思維和知識的一次補充和完善。“讀外文書的感覺和讀中文書一定是不同的,不僅在于字形和字體,更在于邏輯與思維。”

  說起其中的精妙,于殿利形容好比進入一個新的世界。“學會一種新的語言以後,事物的微妙之處、事物之間相同或者相異的地方以及事物彼此之間的關聯,也就進入了人的意識。”

  語言是承載文化的交流工具,文化通過交流,才更有生命力。

  作為讀書人,無論所學多麼“中國”,把“中國”傳播到世界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做學問應有的最高追求。進入國際講壇,才能受到全人類智慧的滋養,才有機會成為影響全人類的人。

  “讀書人當有此志。”于殿利也在此列。

  “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于殿利反複說,出版是另一種形式的教育,編輯同樣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出版與學校教育不同,甚至可能比學校教育擁有更廣闊的天地,擁有更宏大的訴求。”

  百廿年間,嚴以千計,寬以萬計,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幾乎所有的名人,都與商務印書館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

  巴金說過:“我是五四的産兒,通過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走上文壇。”胡适曾評價:“得着一個商務(印書館),比得着一個什麼學校更重要。”

  而從于殿利的曆史學者眼光去追溯人類文明的起源,教育從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人那裡興起,當蘇美爾人發明了學校教育的時候,他們開始把楔形文字刻在泥闆文書上,供教師教授學生之用。

  這種教育與出版的最初關系,印證了于殿利的一個觀點:“出版從誕生那一天起,和教育就是一對孿生子,出版服務教育,無論曆史還是現在,都是一樣。而離開了出版業,教育也幾乎無法開展。”

  将出版與教育相提并論,并不是于殿利的“專利”。百年前,商務印書館的創始人張元濟辭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等職,願意到當時還隻是一家印刷小作坊的商務印書館創業,隻是因為他和另一位創始人夏瑞芳英雄所見略同:“吾輩當以輔助教育為己任。”

  貧弱時,教育能救國。昌盛時,教育可強國。

  商務印書館出版圖書以學術為主,碩博時于殿利讀到的很多書,都出自商務。而喜歡把教育和出版相比較,也因為于殿利深受在師範學校就讀的影響。

  “在北師大裡,教育是主線,所有系都要上教學法這門課,還有教學實習。”浸漬于如此濃厚的教育氛圍之中,于殿利怎麼也會受到點對教育重要性的認識。

  北京師範大學和商務印書館,都是存在百年、為時代長久需求服務的文化機構。受益于這文化“兩百”,于殿利對家國的憂患意識體現在對人的關懷上。

  “從一百二十年的曆史一直到現在,文化強國,強的是什麼?”“強的是人。”他自問自答地闡釋了“在社會競争中,人的思想、人的知識、人的技能和人的道德觀念,是最核心的”這一觀點。

  我國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于殿利視文化為重要标志,卻也看到它的窪地在偏遠鄉村。

  2016年3月,商務印書館在河北省武安市陽邑中心學校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商務印書館鄉村閱讀中心”,探索以學校輻射村鎮的鄉村閱讀推廣新模式。鄉村閱讀中心裡都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精品圖書,配備有5000至10000冊,還會培訓鄉村教師、開展公益活動。“我們在四川汶川映秀鎮有個鄉村閱讀中心,整晚燈火通明。”于殿利說,原來那裡是黨員議事的地方,現在有了書,好多孩子都在那裡看書。

  博與精

  商務印書館目前的性質是企業。面向市場,是企業最忠實的站位。可到底市場在哪兒?不同的企業家,有着不同的理解。

  “必須把市場根植于國家的需求、民族的需求和時代的需求上。”于殿利的話聽起來有些高調,但他的确是經過實踐取得過成功。

  2012年當選為十八大代表的于殿利,正坐在人民大會堂裡,聽取黨的十八大報告。當“五位一體”總布局的表述甫一出現,凝神靜聽的于殿利心中一動:“生态文明建設,這是個以前從未提到的新詞。”

  文明發展到現在,吃飯穿衣的生存問題解決了,該考慮生産方式的問題了。于殿利由此判斷,圖書出版更要反映當下社會狀況。

  從政治中得到啟示,其後四五年間運用于實踐,以《發現之旅》為代表的一批圖書創立起新的自然、博物學圖書的商務品牌,目前,仍是國内市場引領者。

  守成和創新,不一定非要擺在對立面。就如同博與精,不一定是正負極的關系。“也可以博大、精深。”于殿利引申地表達,博與精,源于認識,成于功夫。

  “不同方法認識世界,達成不同的目标,就變形成了不同的學科。”于殿利辯證地說,“所有學科又相通,因為研究的是同一個客觀世界。每個科學因自己獨特的價值受到重視、尊重和喜愛,又不可避免有自身局限性。”他的結論:了解其他相關學科,是打破局限性最好的方法。

  商務這樣的學術重鎮對自己的編輯要求嚴格:做編輯也得做學問,成為學界同仁。于殿利記得,“我做編輯時,要想參加學術會議,得提交論文,才有資格拿到參會入場券,回來後還得寫學術報告和總結。”

  在剖析讀書的博與精時,于殿利習慣性采用“無一字無出處”的學理考證方法,正是他的精通。精一門,而後博。

  “博士看着挺靈的,不是個書呆子。”一次館内的工資改革研讨會上,于殿利作為年輕編輯代表去參會。快要結束時,他講了一通,給好些人留下了印象。

  1995年,有着最新市場理念的新領導一到任,決心從專業人才裡選派經營幹部,好些人就此舉薦了于殿利。這位“中國第一位發行博士”在1997年被北青報大幅報道過,一度引領業内浪潮。

  做發行工作,于殿利用的也是學術思維方法。先後攻讀了對外經貿大學MBA、哈佛商學院AMP課程,飽讀中不斷實踐,不同漸成貫通。

  學者、出版人和管理者,三者開始在一個層面上産生了部分融合相互滋養的效果,專業幫助了職業發展,知識轉化為專業技能,職業又促進了專業研究。

  看似千差萬别,實則阡陌相通。“根本都在社會這條大道上嘛。”于殿利經常不自覺地互為材料互為方法地使用,“我就一個腦子,裝在一起很容易混台,混得清楚,就是通。混得不清楚,就亂了。”

  于殿利所掌管的企業,同樣是社會土壤的一個細胞,紮根其中吸收養分感知變化。尤其是近年來,辭書編纂出版出現了創新乏力、質量下滑等情況。有館内多年工作閱曆的于殿利深切了解這與人才缺乏有關,根本是科研考評體系導向力不足。今年兩會他提出《将辭書編纂成果納入學術科研考評體系》的提案建議,期待改變辭書編纂者付出長期艱巨勞動、卻得不到學術認可的現狀。“問題往往來自于生産和生活實踐,政協委員不僅要從書本中學,更要在實踐中學。”

  問及各種材料、方法混在一起是什麼感受,“一些話一些文字就自己順着嘴邊溜達出來啦。”說完,于殿利自己先樂了。

  匮乏的饋贈

  生長在黑龍江鄉下的于殿利直到13歲,才開始對城市有了憧憬,模糊的情感在少年壯志上卻也算是目标清晰:“我怎麼也得考上個什麼專吧。”

  于殿利的家庭裡,當時也看不出愛讀書的傳統來。農民父親雖然說不出什麼大道理,但樸素地抱定一個理:一個愛學習學習好的孩子咋也比一個未成年勞動力更有出息。

  于是,在父親“第一名是誰”的追問中,于殿利穩居各種考的“第一名”。對于學業的規劃,他很早顯露出善于規劃的“精明”。

  剛上初一,瞄着“考上什麼專”的于殿利,跟父親商量:“那就得上五常實驗中學。咱這個鄉裡,已經好幾年沒人考上那高中了。”他不知從哪兒聽說,河對岸的吉林省青山鄉于家小學,“文革”後複課更早,教得更好,他的一個堂哥在那裡當校長。

  聽明白後,父親馬上應承:“那好啊,我去河西跟你哥說,住你大伯家。”吃完飯,他騎自行車過河去,傍晚就回來了。“妥了,下星期就可以去上學了。”

  後來,從五常民樂朝鮮族鄉考上五常實驗中學的僅有兩個學生,其中之一就是于殿利。

  今天,互聯網早已占據了大多數人的大部分時間,包括兒童。于殿利以過來人發出嚴肅告誡:“你們和你們之間的差别,在于如何科學地看待和對待手機。”雖然他自己也用手機獲取資訊,但對于閱讀,于殿利寸土不讓地堅持“讀紙書”。揚了揚面前的手機,态度異常堅決:“這個,不能代替閱讀。”

  盡管從小學到高中的每個學期,發語文課文後的第一件事是跑回家一口氣從第一課讀到最後一課。但書籍的匮乏,還是給于殿利留下了自覺“文學修養弱、詞彙量不豐富”的遺憾。

  “不怕你笑話,我都是通過看連環畫,了解文學名著的。”直到上大學,于殿利才得以補看了中國經典文學名著中的幾部。

  随着專業深入和閱曆增加,于殿利讀書一直偏重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方面的名著。最近,他在讀《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這是商務印書館編著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當中的一本。“快看完了,還剩幾頁。”

  從去年開始,于殿利看經濟學書籍變多了,“主要我現在做一個課題,要出三本書,其中一個是從商品角度介紹圖書是什麼,通用性是什麼,特殊又在哪兒……”

  在看過的書頁中,一些字段上有五彩熒光筆标注的痕迹,旁邊有黑筆批注的主題,通常就是三五個字。這依然是學術需要援引原文,帶給于殿利的寫作“後遺症”:“無一字無出處”。

  的确,于殿利的文章沒有華麗的辭藻,最珍貴的是獨立思考後的思想表達。“經過自己思考而獲得的真理,就像自己天生的四肢——也隻有這些東西才是真正屬于我們。”(記者 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