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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雯:多年呼籲隻為一個話題
作者:馮飛 發布日期:2019-08-09 信息來源:中國政協 字号:[小] [中] [大]

  知識産權,是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趙雯多年來幾乎從不間斷的話題。

   連續5年,趙雯向全國政協提交推進知識産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案。今年,她将目光轉移到立法層面完善知識産權法律體系,同時關注司法層面上知識産權法院的建制。

   抓緊推進體系化進程

   “加大知識産權保護力度,非常重要很有必要。”對于知識産權事業的重視,首先源于趙雯對知識産權之于經濟發展重要性的認識:随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換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擴大對外開放、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完善知識産權法律體系,加大知識産權保護力度,回應知識産權保護新問題、創造更加有利于創新的法治環境,已是舉國共識和萬衆期待。

   在趙雯看來,在這個大背景下,以知識産權為主要内容的國際經貿規則主導權的争奪更加激烈,國際知識産權治理體系面臨發展和變革。“完善知識産權法律體系,也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我國在國際知識産權治理領域的話語權和公信力。”

   首先是司法程序方面,如何進一步完善?

   趙雯建議,我國應制定知識産權訴訟特别程序法,建立符合知識産權案件特點的訴訟制度。目前,我國僅有實體規則,缺乏有約束力的執法措施和有效的争議解決機制,知識産權保護終究是乏力的。因此有必要制定知識産權訴訟特别程序法,确立知識産權訴訟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地域管轄、級别管轄和專屬管轄制度,知識産權訴訟證據規則和證據保全制度,明确技術調查官、專家輔助人、技術咨詢專家等的訴訟權利義務與責任,

   實現高水平、高效率的知識産權保護。

   其次是落實,抓緊推進知識産權法的體系化進程,在趙雯看來非常重要。

   目前,我國知識産權法律體系是以民法總則第123條為綱領,主要由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标法、反不正當競争法等構成。“由于分别立法等原因,上述法律法規并未進行體系化梳理和整合,缺乏科學完備的内部邏輯結構,甚至存在不一緻之處。”趙雯說,當前民法典分則正在編纂過程之中,知識産權法編尚未納入分則編纂計劃。但無論是否納入民法典分則體系,都應當以法典編纂為契機,抓緊推進知識産權法的體系化進程,全面梳理涉及知識産權保護的法律法規,提煉出知識産權法的一般規則,消除法律法規之間的不一緻乃至相互沖突的現象,全面提升知識産權的保護水平。

   加大保護力度

   我國知識産權審判體系的最新發展,為解決專利維權周期長問題提供了新的機遇。2014年以來,北京、上海、廣州三個知識産權法院相繼成立,成都、武漢、南京等地設立了15個知識産權法庭;201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法庭成立。趙雯介紹說,“這個新的知識産權審判體系是專門受理技術類案件的法院體系,完全可以在同一法院既審查專利權效力問題,又審理侵權糾紛,實現專利無效案件與民事侵權案件審理無縫銜接。”

   趙雯從著作權和商業秘密兩個切口入手,提出較為詳細的建議。

   在她看來,我國著作權法應擴大著作權客體和内容的範圍,促進文化産業的繁榮和發展。她建議在著作權法修改中對“作品”的概念作出定義,再列舉作品類型并增加兜底條款(如“其他符合保護條件的作品”),使著作權客體可以涵蓋更多新的作品類型,适應産業發展的需要;同時,建議将“廣播權”修改為“播放權”,并将非交互式的有線播放行為納入其保護範圍。

   “商業秘密的保護工作和意識也亟待提升。”趙雯說,我國應制定商業秘密保護法,對商業秘密的構成要件、商業秘密的主要表現形式、合作開發産生的商業秘密的歸屬、商業秘密的許可使用和轉讓、商業秘密侵權的構成要件、侵權損害賠償标準、舉證責任的分配、技術鑒定程序、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構成要件以及量刑标準、民事程序與刑事程序的協調、商業秘密案件審理中的保密問題、競業禁止、擇業自由與商業秘密保護的協調等作出法律規定。

   建議在上海單獨設立知識産權法院

   2014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設立知識産權法院的方案》。當年年底,上海知識産權法院挂牌成立。根據方案,中央編辦批複北京、廣州知識産權法院單獨設置,上海知識産權法院則是與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合署辦公,黨務、宣傳、司法政務等綜合性管理事務由一套機構完成。

   今年全國兩會上,趙雯提交了一份“關于在上海單獨設立知識産權法院的建議”的提案。

   “上海知識産權法院與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合署辦公’的運行模式,在設立之初确實體現了機構精簡的改革初衷。但是,随着形勢的變化,‘合署辦公’已落後于新時代上海發展的步伐。”趙雯解釋說,當前,“合署辦公”的運行模式與中央對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不相匹配,難以滿足上海擴大對外開放層級、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五個中心”對知識産權保護的現實需求;不利于充分展現上海知識産權司法保護日益專門化、專業化、國際化的發展态勢;不利于發揮知識産權司法保護促進上海亞太知識産權中心城市建設的支撐作用。

   上海知識産權法院成立前,2014年上海兩個中院審理知識産權案件不足1000件。上海知識産權法院成立後,收案數年均增幅10%左右,2018年收案2067件,比2015年增長26%。“合署辦公”模式下審判輔助、保障力量需要兼顧其他審判任務,影響知識産權案件的立審執銜接和訴訟保全的及時開展,影響集中資源開展調查研究和法治宣傳。

   不僅在提案中,在界别小組讨論會上,趙雯也強調了自己的觀點,“針對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建議上海知識産權法院應按照直轄市中級法院單獨設置。”

   她将已經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問題逐一分析,連帶相關思考一并寫成具體提案——

   在機構設置方面,目前已經确立了上海知識産權法院設立的法律依據,因此,單獨設立上海知識産權法院并不需要法律的另行授權。根據機構設置程序報批,由中央機構編制部門批複,按照直轄市中級法院單獨設立上海知識産權法院。内設機構設置應綜合考慮内設機構改革、知識産權審判工作特點和發展趨勢,應包括3個審判庭以及綜合辦公室(研究室、審管辦)、政治部(法警支隊)、立案庭(訴訟服務中心)、技術調查室、執行局。

   在案件管轄方面,單獨設置上海知識産權法院後,應在現有案件管轄範圍基礎上,增加管轄下列案件:一是涉知識産權申請确認仲裁裁決協議效力、申請撤銷仲裁裁決案件,以及申請執行知識産權仲裁裁決案件;二是技術合同類案件(與科技創新密切相關,屬于技術類案件,基層法院不再管轄);三是有重大影響、示範意義或者重大群體性訴訟、集團訴訟案件;四是上海知識産權法院設立執行局,辦理知識産權保全、執行案件。

   如若單獨設置上海知識産權法院,如何配備人員也是一大重點問題。如此細節問題,趙雯也有充分思考。

   “應根據相關方案,建議核定上海知識産權法院政法專項編制100名,今後可根據案件審判任務再做适當調整。在領導職數及法官配備方面,上海知識産權法院設院長1名、副院長2名,政治部主任1名。法官實行員額制,具體人數按照中央确定的員額比例核定,可在現有法官員額數基礎上根據案件數量變化适當調整。”在審判輔助人員配備方面,趙雯建議,審判輔助人員包括:法官助理、書記員、技術調查官、司法警察等。法官助理一般由在編人員擔任,書記員可使用聘用制人員,技術調查官可采用招錄聘任制公務員。原則上按照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1:1:1的比例組建審判團隊。在司法行政人員配備方面,趙雯建議,司法行政人員按不超過全院編制數的15%配備,可以從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現有人員中劃轉部分,也可從全市法院選調。

   多年來,趙雯為了我國知識産權事業的發展,可以說咬定青山,锲而不舍,嘔心瀝血,全力以赴。她聚焦我國知識産權事業發展的熱點和難點,圍繞着國家與地方知識産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知識産權司法保護體制改革、知識産權高等教育體制和人才培養、自貿區知識産權保護、知識産權國際合作等内容獻言獻策,她的提案與建議,有的已被國家相關部門采納,有的正在付諸實施。

   “保護知識産權就是保護創新。”趙雯在結束采訪時,再次強調其重要性。願在政協平台上,多為知識産權保護工作說話,盡一己之力,推動國家創新不斷前行。(作者 馮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