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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破冰”需要“尋真”勇氣 ——柳鳴九先生的學術求索之路
作者:ycszx 發布日期:2017-03-30 信息來源:光明日報 字号:[小] [中] [大]
  
1981年,柳鳴九(右)與西蒙娜·德·波伏瓦(左)在她的寓所會面。
 
  【大家】
 
  清楚地記得是在2011年5月,收到了柳鳴九先生賜的新作《名士風流》,拜讀後我在扉頁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柳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學者之一。敬重他,不僅因為他的學識和膽識,也不僅因為他是外國文學研究的權威,更不僅僅因為他對我有知遇之恩,而是因為在他身上我見到了樸素的存在與求真的勇氣,因為他身上閃爍着‘真’的光芒。”
 
  一
 
  柳鳴九先生早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潛心學術。學者生活大抵都有些“平淡乏味”,先生自嘲是個“相當無趣的人”,數十年如一日,讀書、編書、譯書、評書、寫書,與書同伴,一路思考探索,仿佛誠樸求真不過是盡到學者的本分。但想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曆史,細察柳鳴九先生走過的路,一個“真”字,說着簡單,竟也在很多時刻成為世上最難做到的事。
 
  “真”是有分量、有棱角的,有時也是要付出代價的。真,光輝閃耀,卻也鋒芒銳利。求“真”本就需要膽識氣魄,而敢為他人先,言他人所不敢言,更少不了真正的勇氣與大智慧。正因如此,貫穿柳鳴九先生近六十年學術生涯的一個“真”字,終成為他的獨特與最可敬之處。
 
  學界談柳鳴九先生的學術貢獻與膽識,似乎不約而同都會說起他在改革開放初期,對薩特思想及其作品的譯介與評論。2005年,适逢薩特誕辰百年,國内多家大型報紙、周刊紛紛開辟專欄,回顧與檢視薩特在中國的“精神之行”,而柳鳴九先生被學術界一緻視為中國“薩特研究第一人”。
 
  面對如此贊譽,柳鳴九先生的态度謙遜如常,坦言自己“深感受寵若驚”。誠然,他并非最早向國内譯介薩特作品之人。中國從20世紀40年代起,便開始接觸薩特的思想及作品,但直至“文革”結束,這位存在主義思想家與文學家在我國都一直是批判的對象。
 
  存在主義哲學本身被視為一種主觀唯心主義思想,一些出版說明則将薩特簡單看作“日暮途窮的資産階級垂死掙紮的心理的一種表現”。薩特的思想和作品究竟如何,中國絕大多數讀者沒有機會一睹其“廬山真面目”,又遑論臧否優劣?
 
  錢林森教授有句話說得很中肯:“對于我國絕大多數讀者來說,第一次知道薩特這個名字,開始較為了解其人其文的,恰恰始于薩特逝世那年(1980)中國人寫的一篇悼念文章《給薩特以曆史地位》。”而這篇長文的作者,正是柳鳴九先生。
 
  1980年,薩特逝世。柳鳴九先生在《讀書》雜志上發表了長文《給薩特以曆史地位》,充分肯定這位20世紀偉大思想家的積極作用,提出了對從前的研究工作具有糾偏意義的重要意見。《給薩特以曆史地位》從三方面出發,就作為哲學家的薩特之哲學體系、作為文學家的薩特之文學作品以及作為社會活動家的薩特之社會實踐,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辯證的評價。
 
  柳鳴九先生把薩特作為一個活生生的曆史中的人加以剖析,予以曆史的定位,沖破了當時種種限制與束縛,打開了薩特研究的禁區,為中國學界進一步了解與理解薩特的思想提供了可能。之後,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掀起了一股“薩特熱”,這位法國重要思想家與其“存在先于本質”“自由選擇”的理念深深印刻于一代人的記憶之中。
 
  二
 
  知識界關于柳鳴九先生與哲學家薩特的集體記憶常引我深思。先生的創舉背後除了紮實的學術功底支撐,更湧動着求真求實的思想之源。他以不同尋常的勇氣為薩特辯護,以非凡的洞察力剖析薩特思想的内核,其意義是深遠的。柳鳴九先生自己說過:“我為薩特在文化上堂而皇之地進入中國而替他辦簽證的客觀經曆,這個故事既是我個人的,也是公衆的,它展現了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學術文化領域的一個側面,它反映了我們時代的真實。”
 
  1980年前後,改革開放伊始,柳鳴九先生勇發時代先聲,其用意,遠不限于對薩特的研究與評判,而是在一個重要的節點,以此承繼其求真的初衷,勇敢地延續其思想“破冰”的行動,在外國文學研究界開思想解放之先風。
 
  事實上,《薩特研究》是柳鳴九創編的“法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的第一輯。而叢刊的誕生則是當時他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破冰”行動之延續。
 
  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東風吹拂,思想解放萌芽漸發。然而,學術文化領域,尤其是20世紀文學研究領域還有一座“阻礙通行的大冰山”:日丹諾夫論斷。
 
  對此早有“反骨”的柳鳴九先生深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大讨論之啟發,也早自1978年起“三箭連發”,誓為外國文學研究“破冰”:先是于1978年在廣州舉辦的第一屆外國文學全國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西方現當代文學評價的幾個問題》之發言;接着又将此報告整理成文于《外國文學研究》上發表;最後則在《外國文學研究集刊》上組織系列筆談,擴大影響。
 
  衆所周知,第一屆外國文學全國工作會議上名家雲集,而《外國文學研究》,更是“當時唯一一家外國文學評論刊物”,這場“破冰”行動自其伊始便得到熱烈響應。更重要的是,《西方現當代文學評價的幾個問題》一文,矛頭直指日丹諾夫論斷,并對20世紀西方文學中不同流派、作家和重要作品加以重新梳理,對其階級歸屬、思想根源、評判标準與藝術特點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辯證分析。
 
  關于“破冰”行動的始末,柳鳴九先生在2016年年底出版的《回顧自省錄——柳鳴九自述》一書中有詳述,細心的讀者不難體會到,他對蘇式意識形态的文藝界代表人物日丹諾夫的批判,是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這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大背景下展開的,是對思想解放運動的自覺響應。對日丹諾夫的批判,對于文藝界而言,是在理論和思想層面的撥亂反正之舉,而對柳鳴九個人而言,其目的是要掙脫蘇式意識形态的枷鎖,在學術的田地裡獨立而自由地耕耘。
 
  1979年後,國内對西方文學的積極譯介打開了新局面,對西方文學思潮、作家與作品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得到不斷拓展,其中不能不說有這位“破冰人”一份不可忽略的曆史功績。
 
  每每想到這點,我便不禁贊歎于柳鳴九先生敏銳獨到的學術目光,更敬佩于他求真敢言的非常之勇氣。畢竟,在乍暖還寒時候張弓破冰,難免要經受倒春寒的侵襲。
 
  然而,面對這種種沖擊,柳鳴九先生隻在《圍繞〈薩特研究〉的記憶》一文中平和地寫道:“大概是因為我多少有了一點‘徹悟’,所以不知不覺平添了若幹抗壓性與勇氣。”
 
  三
 
  柳鳴九先生從未停止過對外國文學思潮與作品的開拓性探索。而在外國文學研究中,又尤以其對法國文學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影響最為深廣。早在20世紀70年代起,他便與同仁一道開始編撰《法國文學史》。這部三卷本的《法國文學史》最終分别于1979年、1981年、199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法國文學史》,耗時近二十年,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多卷本的國别文學史,填補了國内外國文學,尤其是法國文學研究的空白,以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詳細介紹了從中世紀到19世紀法國文學的不同流派、作家與作品。該書于1993年獲第一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可謂對其重要性與曆史貢獻之肯定。
 
  自1981年的《薩特研究》之後,柳鳴九先生主編的“法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叢刊”又陸續出版了《馬爾羅研究》《新小說派研究》《尤瑟納爾研究》《波伏瓦研究》等一系列重要專題著作。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他又主編“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
 
  章學誠評《文心雕龍》,贊其體大而慮周,誠以為柳鳴九先生在法國文學領域作出的貢獻,亦可謂“體大而慮周”。
 
  所謂“體大”,乃指其研究視野之開闊,研究涉及時間跨度之長、評介作家流派之多,自三卷本的《法國文學史》到共計七十種的“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再加上柳鳴九先生翻譯的法國名著、撰寫的評論文集與創作的散文集,哪怕僅從體量上而言,也是蔚為壯觀的。
 
  而說“慮周”,則是因為柳鳴九先生對法國文學的研究,既有如《法國文學史》一般系統的曆史梳理與闡發,又有如“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一般對每部作品的評價與深刻評析,更有如《自然主義大師左拉》《走近雨果》等著作一般以作家、流派、文學思潮為研究對象的理論探索與論述。
 
  柳鳴九先生自己有言:“作品的研究是作家研究、流派思潮研究、主義方法研究、斷代史研究、通史研究等一切研究的基礎。”如此的論點,在文學研究有泛向文化研究傾向的今日,聽來更為振聾發聩。我欽佩柳鳴九先生對作家、作品與譯介三者間關系透徹的理解。歸根結底,作品方是理解作家、流派乃至一國文學之基石,故而作品的翻譯從來都不僅是簡單的文字轉化,是原作生命在新的文化語境中的再生,是文化與思想的傳遞。先生重視作品的地位、重視翻譯的地位,這與之求實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如果說對法國文學的研究體現了柳鳴九學術成果的深度,那麼其著作涉獵之豐富就體現出他探索的廣度。除去上文提及種種,柳鳴九另著有《世界最佳情态小說欣賞》《理史集》等評論文集十種;《巴黎散記》《翰林院内外》等散文集六種;譯有數位法國文學大家的作品;另還主編了《外國文學名家精選書系》《法國龔古爾文學獎作品選集》《雨果文集》《加缪全集》等多套大型譯叢,其中有四項獲國家級圖書獎。
 
  而這樣一位早已“著作過身”的西方文學研究之引領者,卻始終謙遜而平和。他多次用清貧的家屋自比,《名士風流》寫到最後,以一篇題為《我勞故我在》的文章作結,是先生對樸素的“自我存在”的“生态評估”。柳鳴九先生說“屋不在大,有書則靈”。他“喜愛此屋的簡陋與寒碜,不願花時間、費工夫用充滿甲醛的塗料與地闆去美化它”,卻對兩個書櫃“裡面的約兩三百冊書”情有獨鐘。因為這些書“除了我自己的論著與翻譯的三四十種外,就是我所編選的、所主編的書籍了,這些書構成了我生命的内涵,也顯現出我生命的色彩”。
 
  一席話間,不僅體現出柳鳴九先生謙遜勤奮、筆耕不辍的為學态度,更顯現出他求真求實的治學之道。本文開頭,我說柳鳴九先生身上閃爍着“真”的光芒,這“真”字,一可組“真實”一詞,所謂實事求是,指的是從事實出發,從實際出發,求真學問;亦可作“真誠”一詞,誠即不欺,不以虛言欺人,亦不以假語騙己,做真誠人;更可作“真理”一詞,不懈探索,追求真理,無可畏懼。真實是根基,沒有對作品悉心之閱讀體會,對外國文學,尤其是法國文學之知識積累,就無以進行深入的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論斷;真誠是準則,沒有一顆正直之心,就不會有敢做敢言之魄力,不會有打破藩籬之勇氣。正是對“真”的追求,讓柳鳴九先生成為為薩特正名的先驅,讓他勇于在改革開放初期打破思想上之堅冰,讓他不斷在外國文學,尤其是法國文學的研究中探索前行。
 
  2000年,柳鳴九先生在法國的著名學府巴黎索邦大學被正式選為博士論文專題對象;2006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最高學術稱号“終身榮譽學部委員”;2015年,厚重的十五卷《柳鳴九文集》與廣大讀者見面。2016年,柳鳴九先生又以驚人的毅力,撰寫了有關他人生之路的許多重要篇章,給我們留下了研究其思想之源與精神求索的珍貴資料。2016年年底,柳先生重病住院,82歲高齡的他還記挂着他的研究與翻譯,囑咐我多讀書多思考。在我的心裡,柳先生是一個生命不息、求索不止的思想者,他不懈追求所體現的膽識、所凝聚的卓越成就,尤其是其樸素求真的精神财富,對我們後輩來說,無疑是珍貴的,具有永恒的價值。
 
  許鈞,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外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